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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是斯芬克斯──《费妮:超现实女性主义艺术家》

作者: 时间:2020-07-01 992° M快生活

她是斯芬克斯──《费妮:超现实女性主义艺术家》

曾玉萍

  20世纪初的欧陆正处前卫艺术风起云涌之际,费妮(Leonor Fini,1907-96)的艺术生涯始于巴黎,恰好迎上了这波风潮。费妮六十年职业生涯,横跨绘画、剧场设计、平面设计、书籍插画,而艺术史上,多将费妮归为超现实主义者或是女性主义艺术家。

  费妮身兼画家与剧场布景设计,不仅可在作品中见到戏剧元素的运用,艺术家本人的形象更不断在作品中登场,画作于是成为个人表演舞台,显示出创作与剧场工作与她对扮装的热爱,这三者之间的高度关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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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费妮首次的扮装经验来自五岁时,被母亲打扮成男孩的模样,为了躲避争夺监护权的父亲,母亲甚至带着费妮赴克罗埃西亚伊斯特拉岛(Istria)的友人家暂住,费妮回忆到:「这段童年充满如电影情节般的冒险。无论旅至何处,我都被装扮成小男孩的模样。」

  儿时的扮装与游戏经验启发了费妮对于这项活动的热爱,但这份兴趣之所以能在日后延续,得从当时巴黎的文化背景与社会风气来做更完整的检视。费妮初至巴黎正值三〇年代,彼时巴黎延续着二〇年代纵情声色的风气。娱乐活动和狂欢舞会即使在这个时期已非新鲜事物,却是建构文化面貌的主要材料。当时的欧洲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缓慢复原,难以数计的人们死去,然活下来的人更多,却永远也无法摆脱战争在他们身上划下的精神创伤。于是人们渴盼着以肆意轻率、狂欢来沖淡阴霾与痛楚,整个文化圈都反映出这种即时享乐的氛围。浮夸奢华的扮装舞会是他们社交生活中的重要环节,社交名流与艺文人士举办一场又一场的派对,热衷于高级订製服和前卫艺术,现代艺术、爵士乐、时装革命一一汇入巴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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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一方面,战后的巴黎是女性十分活跃的时期,女性不再只属于家庭,摩登女子(Flappers)们大胆地走入社交圈参与着现代生活。三〇年代,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各地逐渐茁壮,战争的徵兆已然出现,但巴黎人仍决意趁着还能享乐之际尽情放纵,也许这种现象正表明了,唯有在战乱中存活下来的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强烈渴望。于是人们逃逸到舞会与派对的欢乐中、暂时将时间忘却,也为这项活动染上虚幻色彩。不仅如此,当时的上流阶层与艺文人士还喜爱四处旅行,流连于豪华邮轮上的晚宴、乡间别墅的派对、富丽宫殿的舞会之间,他们彷若身处一场流动的盛宴,将所到之处串连成一幕幕转瞬即逝的瑰丽演出。

  扮装嗜好并没有随着年纪增长逐渐退去,前卫的巴黎艺术圈反而提供费妮源源不绝的扮装机会。巴黎社交圈总是充满派对、舞会,费妮喜欢穿着夸张的衣服出席,享受着在公众场合受到众人的注目。费妮彻底地融入巴黎的五光十色中,在巴黎的艺术圈及社交圈渐渐崭露声名,她参加戏剧的首演、展览的开幕、派对、舞会等等,往往穿着奢华的礼服出席;甚至是在创作时,或在自家皆然。好友朱利安.里维(Julien Levy,1906-81)形容费妮对于穿着及生活皆有古怪的癖好:

  里欧娜拥有一整柜的扮装戏服,各式各样的化妆舞会道具。衣柜倏地被打开:映入眼底的尽是丝绸与缎,面具与靴子、腰带、镶满宝石的头冠…这些物品散落在房间,堆叠至我们膝盖高度。我们在服饰堆中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打扮…

  社交圈一场场五光十色的派对亦是另类的表演场所;再放远观看社会层面,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后,虚无主义弥漫着欧陆,荒诞与冲突在生活中并存,或许人生如戏正是对于当时境况最贴切的注解与诠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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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摄影师朵拉玛尔(Dora Maar)在1930年代为费妮拍下了一系列照片,例如费妮躺在木质地板上,被散落一地的凌乱衣物环绕着;又如身着性感的黑色睡衣与丝袜、毫不害羞地直视镜头。这些前卫摄影师所留下的多样照片,见证费妮的美丽容貌与鲜明的个人特质。往后的人生,她仍持续用照片作为生活的纪录,事实上,费妮是二十世纪最常被拍摄的名人之一。

  二战后的巴黎,社交活动的复甦让费妮可以继续投入一场又一场的表演:「我去参加化装舞会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盛装打扮的机会,而在战后,这似乎达到了高峰。」和费妮交情匪浅的义大利女装设计师—艾尔莎.夏帕瑞丽(Elsa Schiaparelli,1890-1973)则将自身设计的时髦服饰借给她,让她出席公开场合时出色非凡、并藉此达到宣传效果。

  费妮对奇装异服的癖好,加上多年工作深植剧场:戏剧表演高于生活的浮夸情感、眩目的舞台布景,关于戏剧一切所带来的高涨情感、陶醉神迷的体验,皆深深吸引着费妮,领她感觉自己是自我节庆里的主角,游走在真实生活与戏剧两者难以分界的模糊地带:「着装,扮装……是一—或多重的—自我演出。」现实生活,费妮沈浸在个人展演中;延伸至作品,画布亦成了表演的另类形式。人生如梦,世界是舞台,来来去去的人们是演员,这个譬喻历经时代更迭仍不断被採纳,费妮以人生与作品为此做了贴切演绎。曾有人告诉费妮:「你将会成为一位女演员。」费妮则回应:「不,对我而言,只有生活中必然存在的戏剧性才令我感兴趣。」费妮一生追随的,不是已然安排就位的制式脚本,而是不期而遇、无可避免的意外所带来的惊奇与火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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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费妮作品中无所不在的戏剧性,并非是对于现实世界的逃逸,而是出于源源不绝的热爱。她欲强调的是,她眼中的世界与创作应是何种模样—剧场,并将戏剧情境不断地重现于画布。另一方面,戏剧与现实对费妮而言非对立的两个端点,它们本质是殊途同归的,好友赫克特(Hector Bianciotti,1930-2012)曾说,生活之于费妮:「是一小部分的监牢,大部分是剧场。」是故,其绘画中的戏剧性特质以戏剧元素为基底,融入艺术家自身经历与社交生活样貌,形成虚实交错的戏剧场景,更进一步传递出对于生活界线的逾越与对秩序的颠覆。她最终将热爱的所有元素—幻想、扮装、展演—整合于绘画,以戏剧性的叙事语序编写探索自我的心灵纪录。诚如上述,费妮笔下世界的样貌似乎皆从她的生涯脉络延伸,掌握其看待生活的角度便可理解其绘画呈现,其中充分地展现了作品与个人的深刻连结,亦映照了生命样态的某种普遍性,即,扮演、展示与观看的行为将人类串连为戏剧演出的一环,每个人皆可从身上发觉正在扮演某种角色,一个人就是一场演出。

她是斯芬克斯──《费妮:超现实女性主义艺术家》

  从费妮对「观看角度」的安排也可见到刻意瓦解隔阂的企图,《演出》藉由作品显现的两个场域直接指出了展演与观看的动作:第一个部分为墙上的画作,画作即为展示品的一种,画中人物的互动使作品带有叙事性;第二个部分则是立于画作前、背对观者的四名女子,她们正在观看眼前的作品-这两个部分是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。而最后则是费妮欲传达、却不直接表现在这两个部分中,也就是观者在观看这件作品时,透过观看的动作成了第三部分的存在。画中的四名女子正讨论着作品,浑然未觉自己亦属展示的一环,暗示着画作外的观者处境。在费妮的安排下,观者也成了作品的一部分,四名女子背影的使用是为了让观者更容易将己身投射到人物上,因背影所具有的诠释空间较广,正面的人物形象则道尽一切,叙事性强而诠释空间较狭隘。以往我们习惯从画作图象中找寻某种涵义,而现在却在我们(观者)与作品之间的距离(关係)发现意义。展演并不仅限于纯由艺术家表现自己的情感或经验,而是从中建立起与大众互动的管道,连结了创作者、展出品、空间与观者,使展演结果中包含了互动效果。隔阂的打破更意味着展演区域的消弭,界线不再存在,也就是说对费妮而言,全世界都是舞台:「我永远爱着、并在其中生活着-属于我的个人剧场。」

  

(本文为《费妮:超现实女性主义艺术家》部分书摘)

书籍资讯

书名:《费妮:超现实女性主义艺术家》

作者:曾玉萍

出版:艺术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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